2024年3月13日下午2点，和煦的春风迎来了广州大学艺文讲坛第六十九讲——《<琴操>版本问题及其他》。讲座由四川师范大学余作胜教授主讲，广州大学戴伟华教授主持和评议，禤健聪院长、赵德波副教授等参加讲座。

余教授首先阐释了《琴操》的性质和意义。《琴操》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乐书典籍，具有音乐性、文学性和文献性，因而处在文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地带，对《琴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性。之后余教授从古典文献学视角切入，介绍了《琴操》在历史上存在过的7种版本，分别是顾修《读画斋丛书》本、王谟《汉魏遗书钞》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阮元《宛委别藏》本、徐干《邵武徐氏丛书》本、黄奭《汉学堂丛书》本和杨宗稷《琴学丛书》本。这7种版本构成了两大系统——王谟的遗书抄本和其他六种集合成的平津馆本。

一直以来，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平津馆本是最好的《琴操》本子，因为它不仅卷分上下，前有序，后有跋，而且经过清代学者孙星衍、黄奭等人对琴曲的精校精注，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然而，余教授提出新的见解，认为王谟的遗书抄本更接近《琴操》的原貌，并从辑佚学角度作出论证。就平津馆本系统最早的“读画斋本”说，它未说明底本来源，出现大量误辑现象，所拟河间杂歌标题多有不当。如果说这些错误尚能视作一时疏忽，那么前序后跋的形式则显然是为恢复古书原貌而进行的人为加工，却又不清楚古书的序一般放在全书末尾而非开头。相较之下，王谟的遗书抄本则明确说明是辑佚本，每条佚文出处明晰，不做任何人为加工，具有更强的文献可靠性，理应视为更优的版本。

以《琴操》为个案的版本考据和辨析，余教授目的是在于示例古典文献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启发同学学习古典文献学不能停留于理论，更重要的是亲身实践，同时还要具有敢于怀疑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意识。

对此，戴伟华教授表示认同，并且借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明一切假设都是以求证为基础，万不可胡乱臆测。禤健聪院长也指出，要善于发现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并对其进行抽丝剥茧。讲座现场也吸引了星海音乐学院和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讲座后也积极发表了感想，认为乐书研究是一块广阔的天地，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挖掘。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陈丽红、康欣欣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