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5—16日,“新史料与新视角: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论坛”于广州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大学荔湾研究生院联合主办,《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协办,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广州大学荔湾研究生院承办。
15日上午8点半,论坛开幕式在广州大学举行,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元林教授主持,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禤健聪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夏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冯立君教授、《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董石桃教授致辞。五位教授在致辞中向广大莅临青年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高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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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由中山大学王承文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教授、河南大学耿元骊教授、广州大学王睿副教授作主旨发言,南开大学夏炎教授进行总结评论。王承文教授《唐代安南地区军事制度及其成因论考——以越南新出<青梅社钟铭>为线索的考察》深入探讨了唐代在安南边地倚仗地方豪族的治理特征及其成因,展示了唐朝国家在南部边疆和海疆地区开拓、治理和稳固统治秩序的特殊方式。冯立君教授《隋代高丽之役与突厥联动》分析高丽与突厥反隋联盟建立始末,揭示北方诸势力之间存在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系,并对隋朝北方征伐的战争策略重新加以审视。耿元骊教授《唐代西州百姓日常生活研究》运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依托出土《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分析,将西州百姓的日常生活置于族群同化、宗教交融、政权改易的大背景下,重现了古人鲜活的生命史。王睿副教授《<粟特语词典>汉译与中国粟特学》指出粟特语在各领域研究中的一手史料价值,简要介绍了《粟特语词典》的内容和粟特语的语体特点,汇报当前词典翻译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时通过若干粟特语料实例充分证明粟特语在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重要实用价值。夏炎教授肯定四位学者在中古史研究中展现出的世界史眼光,评述了各研究在中古史领域的学术意义,并在最后预祝下午的青年学者研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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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半,青年学者研讨会分别以“碑记与社会”和“宗教与文化”两个分论坛同时展开。
会议第一分论坛“碑记与社会”在206会议室举行,分别由朱旭亮老师和林泽杰老师主持上下场会议。南开大学史正玉的《独孤及刺舒政绩与安史之乱后的江淮治理》以独孤及任职舒州的经历为线索,对安史之乱后地方官员治理江淮的历史细节进行填充。中山大学罗亮的《<李万荣墓志>所见唐中期河南政局》围绕近年来新出土的宣武军节度使李万荣墓志,对宣武军的统治基础、地著化过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广州大学林泽杰的《虚实之间:石刻碑志所见唐代宗朝的滑亳镇社会治理与政治逻辑》通过令狐彰与李勉两任滑亳节度使治理社会及撰文立碑的举动,反映这一时期政治局势变化的独特复杂内涵。
茶歇过后,下半场会议继续。河南大学朱旭亮的《中晚唐淮西“河朔化”与军政文化之衍生》剖析了淮西的“军事化”历程,认为淮西及其周边的历史性变迁呈现军事化的地域特征,成为中晚唐儒家文治与武人政治争夺的政治场域。南开大学杨世杰的《<新修福成寺记>与唐后期成都地方社会》借刘禹锡重修成都福成寺撰文一事,展示了唐后期地方长官利用寺院重修仪式稳定社会情绪、安抚民众以完成地方治理的生动案例。西安博物院王璐的《划东西而肃阴阳:安史之乱后唐长安宫城礼仪空间的重塑》从统治者对大明宫礼仪分区的整肃入手,厘清安史之乱后唐廷对长安宫城礼仪空间的重塑及其遵循的逻辑原则,剖析了礼仪场域变动背后的政治与思想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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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会议第二分论坛“宗教与文化”在205会议室举行,分别由吴小龙老师和宋婷老师主持上下场会议。
上半场会议,青海师范大学杨紫荆的《杜光庭与李冰父子信仰关系研究》理清杜光庭生平,分析了杜光庭推崇李冰父子信仰的成因及其影响。广州市档案馆孟昭锋的《东晋至隋代道教洞天福地探究》考证了东晋至隋代“洞天福地”一词背后丰厚的历史渊源,分析了促进历代“洞天福地”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广州大学宋婷的《天地常经 古今通谊——中古碑志书写中的“大一统”观念》考察中古历朝碑志,深度发掘石刻中体现出的“大一统”观念书写,反映了家国理念润泽疆土、教化民心的动态过程。
茶歇过后,下半场会议继续。中山大学吴凌杰的《“西方来客”与“英雄祖先”:唐代僧道管理及其圣贤认知》分时段讲述不同统治者对道教和佛教的管理模式及其演变过程,深入探究制度背后的认知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吴小龙的《新罗僧入唐与九世纪后唐罗佛教交流探析》探究唐罗之间的佛教交流和国家关系,并分析其变化类型及作用。复旦大学王艳的《光辉之下:鉴真弟子僧思托与相律东传》,文章梳理鉴真弟子僧思托在日四十年间的主要功绩,探明他在中日交流史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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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上午8点半,荔湾研究院赓续了学术交流,用“军事、城市与政治”和“墓志、文书与家族”两个主题引出新一轮的学术对话。
会议第三分论坛“军事、城市与政治”在202会议室举行,分别由刘益民老师和张明老师主持上下场会议。
陕西师范大学张明的《神策军早期历史发覆》论述神策军入内地之前的活动,及其早期发展与宦官的关系。山东大学张驰的《西北军镇格局与安史之乱初期玄肃二帝关系》以顺化郡杀败将事件考察河西和陇右二镇矛盾及哥舒翰和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汕头大学黄图川的《唐代“三日而听政”问题初探》反映了唐代礼仪简化的趋势,认为其源于孝道理念让位于政治现实以及皇权集中等因素。辽宁大学卜天舒的《再论唐代的驮马运输制度》结合吐鲁番文书和历史语境钩沉了唐代驮马制度的兴衰演变,探讨了驮马的来源与运输任务、驮马制与府兵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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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议第四分论坛“墓志、文书与家族”在210会议室举行,分别由于笛老师和关健赟老师主持上下场会议。
上半场会议,浙江师范大学关健赟的《中古后期琅琊王氏的“中央化”与“地著化”——以唐代越州王羲之祠堂为线索》认为两支琅琊王氏的遭际集中体现了中古后期“中央化”和“地着化”的士族面临的困境。暨南大学梁陈的《唐长安城的官僚家族及其居住形态—以“三戟某家”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对家族世系、仕宦、居住形态的分析,从政治史和社会史角度去考察唐长安城中官僚家族的形成历程、与政局的变动关系及其居住形态。南开大学鲍隆轩的《族祀、国礼与利权:隋唐时代的先贤墓祠祭祀与宗族乡土经营》分析了述祖祭祀、半官方祭祀和民间信仰祭祀三种祭祀活动,体现了隋唐时期士族宗族对身份名望、国家封号与现实利权等社会资源的追求,亦反映隋唐宗族在乡土基层社会中的实际状态与经营模式。
茶歇过后,会议下半场继续进行,首先是西北大学梁雨昕的《新见唐<独孤奉先墓志>考释》。其为研究独孤信家族史增添了新的材料,同时兼考唐前期生员入崇贤馆所需资荫及崇文馆招生制度废弛的时段。青海师范大学张亚红的《“平凉户”之殇——拓跋焘时期入魏北凉王室及官吏人生境遇探因》论述了平凉户入魏后遭遇因政权转换和地域变迁而带来的人生转变,北凉王室在拓跋焘恩威并用的政治策略下衰亡,而北凉上层官吏因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不利于其发展而倍受政治歧视。广州大学于笛的《淮西之役过后唐后期淮蔡秩序恢复与人心安抚措施再探—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考察》用墓志材料复原淮蔡区域战后的社会状况,地方官员的各项民生改造和经济恢复措施,从根本上巩固朝廷的地方统治,同时又印证了“元和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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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会议闭幕式上王元林教授和夏炎教授对会议延续学术传承、传递学术热情的重要意义作出高度肯定,并勉励所有学者继续勇攀学术高峰。思想的火花会随着碰撞渐成燎原之势,期待下次学术会议的再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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